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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的意思是奢华珍奇的东西，固然是人们都想得到的，但如果无止境地放纵欲望，那么国家接近灭亡的危急局势很快就会到来。
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出自《贞观君臣论治》意思是奢华珍奇的东西，固然是人们都想得到的，但如果无止境地放纵欲望，那么国家接近灭亡的危急局势很快就会到来。
任何时候不能无止境地放纵欲望，当这些欲望都可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它就是让人进取的动力，一旦这些欲望被不断放大膨胀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祸患的根源，人类的欲望除开求知学习的欲望以外，几乎所有欲望一旦放纵，都会由福转祸，因此，老子早在千年以前就告诫我们“祸福相倚”这个道理。
因此，我们的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强调，一定要学会“戒欲”，要掌控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掌控。俗话说“纵欲是祸”，放纵欲望容易招惹灾祸，一定要尽早戒掉才能积累福报。
《贞观君臣论治》原文：
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已下，宜体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颉利益衰，国人离散。
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颉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扬言会猎实设备焉鸿胪卿郑元使突厥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令突厥民饥高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
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
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或上言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上谓之曰：“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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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摇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票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装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任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
吾曰：
赋税重，民众因此违法才能生存；君主用贿赂的手法查贪g，都是“陷人于法”啊。
君主“分任群臣”，是难得的明智之举。
太史公所说“君表臣影”，无非是强调一个词：上行下效。
贞观中谁最有名
贞观政要·卷五·论诚信原文及翻译
卷五·论诚信
作者：吴兢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 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十年，魏征上疏曰：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而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 *** 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欲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是则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孙卿所谓“使智者谋之，与愚者论之，使修洁之士行之，与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祸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得亦已明矣。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弗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以不赏之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将有所间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征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实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益于圣明?”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谁夺耶?”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武王夺之;项氏以无信为汉高祖所夺，诚如圣旨。”
译文
作者：佚名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斥退皇帝身边那些佞邪的小人，唐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我任用的人，都认为他是贤臣，你知道佞臣是谁吗?”那人回答说：“我住在民间，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一试身边的大臣们，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直言进谏，那就是正直的人。
如果谁一味依顺陛下，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见，那就是佞邪的人。”唐太宗回头对封德彝说：“流水是否清浊，关键在于源头。君主是施政的源头，臣民就好比流水，君主自行欺诈妄为，却要臣下行为正直，那就好比是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诡诈，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现在如果让我也这么做，不是让我效仿他吗?这不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办法!”于是，唐太宗又对上书的人说：“我要使诚信行于天下，不想用诈骗的行为损坏社会风气，你的话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纳。”
贞观十年，魏徵上疏说：
臣听说国家的基础，在于道德和礼教;国君地位的保障，在于诚实信用。有了诚信，就不会产生二心。实行德政，边远的人民也会来归顺。由此可见，德、礼、诚、信是国家的纲领，贯穿在君臣、父子关系中，一刻也不能偏废。所以孔子说：“君王以礼对待臣子，臣子以忠心侍奉君王。”还说：“一个人终有一死，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国家就无法存立。”文子说：“说出话来能够使人相信，是因为说话之前已经取信于人，发出令来能够得到执行，是因为命令之中含有诚意。”说了却不做，是言而无信，接受了命令却不执行，是没有诚意，如果是君王，就会败坏名声，如果是臣下，就会危及生命。因此，即使身不由己，处境艰难，君子也不会做有失诚信的事情。
自从陛下登基，实行王道，已有十多年了，神威遍及四方，各国使者前来朝拜，国家粮仓日益充实，国土日益宽广。然而，我认为如今道德和仁义仍然不笃厚，为什么呢?因为朝廷对侍臣子的态度还不够诚信，虽然陛下在贞观初期勤于政务，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能做到善始善终。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好的意见就很惊喜，到贞观八、九年间，仍然乐于接受意见。可是，从那之后，陛下您渐渐讨厌直言，有时即使勉强接受，也不像早年那般纳谏如流了。因此，忠正的大臣，逐渐为了避免触犯您不敢直言;而那些奸邪之人，正好大肆发挥他们巧舌如簧的本领。他们诬陷与朝廷同心同德的人是滥用职权，中伤直言进谏的人是在诽谤朝政。说一个人结党营私，即使他忠诚中正也会让人觉得可疑;说一个人大公无私，即使他弄虚作假也不会遭受责备。所以刚强正直的人害怕玩忽职守的罪名，忠诚正直的人担心诽谤朝廷的恶名。于是正直的忠臣不能完全陈述自己的想法，朝中重臣也不能与之争辩是非。圣上被迷惑视听，破坏了治政的原则，妨政害德的原因就在这里吧?因此孔子说：“厌恶那些口齿伶俐毁灭国家和家庭的人。”大概说的正是如今的情形啊。
况且君子和小人，外表一致，内心不一。君子宽容别人的缺点，表扬别人的优点，危难之时绝不苟且偷生，即使牺牲生命也要成就仁义的美德。小人不知羞耻，不讲仁德，不知敬畏，不守信义，只知唯利是图，诬陷别人于危险境地自己却苟安于世。如果将危险推给别人，那么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现在，朝廷治理国家，将重任委托给君子，可是如果政务有所偏差，就向小人打探情况。对待君子，尊敬却很疏远。对待小人，轻视却又亲近。亲近小人，那么小人就会口蜜腹剑;疏远君子，那么朝廷就得不到实情。所以对人诋毁赞誉的权利实际掌握在小人手中，而受到刑罚处置的总是君子，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能不慎重对待吗?诚如孙卿所说的：“让有智能的人谋划，那么愚蠢的人就会议论;让品行高洁的人实行，那么卑鄙的人就会怀疑，要想事情成功，怎么可能呢?”具有中等智能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能力。可是他们非治国之才，缺乏深谋远虑，即使竭尽全力，仍然难免失败。更何况心怀奸邪私利，处处阿谀逢迎的小人呢，这些人难道不是国家的祸患吗?竖立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即使耗尽脑力也不能看到歪斜的影子，这是很明白的事。
如要君王尊礼，臣下尽忠，就必须内外无私，君臣之间相互信任。信任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过去，齐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使酒在酒器中变坏，肉在锅中腐烂，这样做对治国无害吧?”管仲说：“这样做不好，但对治国也无害。”齐桓公问：“那么什么会危害国家呢?”管仲说：“不能识别人才有损于霸业;知道是人才而不能恰当地任用有损于霸业;任用了又不肯信任有损于霸业;信任而又让小人从中掺和有损于霸业。”晋国的中行穆伯攻打鼓这个地方，一年都攻克不下，馈间伦说：“鼓这个地方的百姓，我是知道的。不必兴师动众、出兵打仗，我就可以攻下鼓这个地方。”穆伯不理他，左右的官员说：“不用一兵一卒，而鼓就可以得到，为什么不听馈间伦的意见呢?”穆伯说：“馈间伦的为人，奸诈不仁义。如果他夺取了鼓地，我可以不赏他吗?如果赏赐了他，不是在赏赐奸邪小人吗?如果让小人得志，那就是让晋国的人放弃仁义而宣扬奸邪。即使得到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穆伯，是战国时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得力助手，他们尚且能够如此的被重视信用，疏远小人，更何况陛下是德冠千古的圣明君主，怎能有损于巍巍盛德呢?
要使君子小人判然有别，是非分明，君王必须用恩德来安抚他们，用诚信来对待他们，用道义来勉励他们，用礼仪来节制他们，然后表扬善行，摒除劣迹，谨慎处罚，明白赏赐。如果这样做，小人就会无处藏身，君子就会自强不息，推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就为期不远了。如果表扬善行却不能发扬善行，摒弃劣迹却不能杜绝恶行，刑罚不加于有罪的人，赏赐不加于有功之臣，那么危亡之期，也许保不久就要到来，永远使子孙后代享受昌盛国运、永享太平，还有什么指望呢?
唐太宗看了奏疏，感叹道：“如果不遇到魏徵，我怎么可能听到这样的肺腑之言呢?”
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说：“我刚刚即位的时候，有许多人上书建议，他们有的要我独揽大权，不要重用臣下;有的要我加强兵力，以使四方少数民族威慑臣服。只有魏徵劝我‘减少武功，提倡文治，广施道德仁义，他说只要中原安定了，远方异族自然会臣服’。我听从了他的建议，终于使天下赢得了太平，边远地区异族的首领都前来朝贡，各个少数民族派人前来源源不断。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我难道不是用人有道吗?”魏徵拜谢说：“这是因为陛下圣德，用心政务所致，我才疏学浅，承受圣意尚且力不从心，怎么会对您有这么大的帮助呢?”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论语》上说：‘宁可不要粮食也要保持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孔子说：‘百姓不信任国家，便不能立国。’从前，楚霸王项羽攻入咸阳，已经控制了天下，如果他能够努力推行仁政，那么谁能和他争夺天下呢?”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弃任何一项都不行，如果能够认真推行这五常，对国家是大有益处的。殷纣王违反五常，被周武王灭掉，项羽因为无信，被汉高祖夺了天下。陛下之言极是。”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终制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归心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省事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勉学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后娶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杂艺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养生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涉务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慕贤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兄弟篇原文及翻译戴胄为人忠诚清廉公平正直，提拔为大理寺少卿。
一、原文
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诉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空营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陆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思小意而存大信也。”
二、译文
戴胄为人忠诚清廉公平正直，提拔为大理寺少卿。皇上因为候选人大都对自己的做官资历造假，下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人判处死刑。没过多久，有伪造做官资历的人被发现了，圣上想杀他。戴胄上奏说：“按照法律应当流放。”皇上愤怒地说：“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说话不算话吗？”
戴胄回答说：“下令的人只是因为一时的喜怒，而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公布大信用的。陛下因为愤怒候选人的作假，所以想要杀他，然而既然已经知道不可以这样，交由法律处理，这正是忍耐小的愤怒保存大的信用。”
三、出处
《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
人物介绍
戴胄（573－633年），字玄胤，谯郡谯县（安徽省亳州市）人。唐朝初期宰相，汲县令戴承伯之子。
初仕隋朝，明经入仕，起家吏部云骑尉，迁门下录事。反对郑王王世充篡位，出镇虎牢关。归顺秦王李世民，授士曹参军，迁兵部郎中、武昌县男。唐太宗即位后，迁大理少卿、太子左庶子。生性忠直，犯言直谏，迁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年），代理吏部尚书，主持选官。转户部尚书、武昌郡公，参预朝政，位列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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